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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的脊椎，然后把我放在火上烤，烤得滋滋冒油。这样我肯定会痛得昏过去，就不用再忍受活着的痛苦，不用沉浸在陆冬扬给我的刻骨铭心的回忆中，一遍遍被凌迟。

母亲看着我半死不活的衰样，恨铁不成钢地咒骂着。骂着骂着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嚎起来，我有些不知所措。只能爬过去，小心地拍着她的背。也许对于我们母子来说，活着对于我们太沉重了，即使我们互相折磨，把怨恨发泄在对方身上，也不能排解心中的苦闷和绝望。那种永远看不到曙光的日子，又有多少人能每天乐在其中地活着呢？

母亲没有再提那天的事情，我也装作从未说过不想上学的话。我还是背着破书包，装样子似的放两本书，每天上学放学。如果这是母亲想要看到的光景，我又何必去惹她不开心呢。

可是我每天只要坐在教室里，或者躲到楼顶，或是在操场边的大树下站着，就心如刀割。我恨我自己把那些回忆深深地刻在脑子里，以致于我现在根本忘不掉陆冬扬。他已经融在我的血液里了，除非我把全身的血都放干，我就不可能不想他。

每天被思念和自我拉扯的苦痛折磨着，我觉得自己离真正的精神病不远了。我就是不甘心，非常非常的不甘心。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要个说法。即使这个答案会把我打进十八层地狱，我还是希望能听到陆冬扬亲口对我说：“王嘉木，我烦你了，我不要你了。”

当我靠在去阜阳的火车车门边，看着窗外不停后退的树木和乡村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任性了。死也要死个痛快。

我偷偷拿了母亲藏在床铺底下的钱，买了去阜阳的火车票，我要去看陆冬扬，我要当面问他，为什么不要我了。蹲在门口抽烟的男人看见我，对我扬了扬手里的烟。

“小兄弟，来一根儿？”

我摇了摇头，转身回到了拥挤的、充斥着各种奇怪味道的车厢。我的心里很平静，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也不可能回头了。

我站在北站的广场上，街道上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巨大的电子显示屏里播着花生露的广告，漂亮的女人扎着马尾辫，穿着白色的连身裙，仰头喝了一口，欢快地夸赞着。我茫然着望着四周，觉得自己好像站在孤岛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于我而言，和岛上生长的蘑菇没有分别。他们没有嘴巴，没有眼睛，不会发出声音。我在他们中间穿过，避免他们身上的黏液蹭到我的衣服上。

一个骑三轮车等活儿的老头问我，要去哪里。我问他到英才附小多少钱，他说十二块钱，看你挺轻的，算你便宜些，十块钱上来就走。我说好。

我跳上车，坐在三轮车一侧的铁栏杆上，脚踩着脆弱的木板，手紧紧地抓着栏杆。三轮车在自行车道的边缘行驶着，时不时压到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的白线上，我心脏一阵狂跳，看着老头游刃有余的样子，只觉得这大城市车可真多啊，在这中间来回穿梭可真是高难度。

“到了。”我望着周围一圈的居民楼，困惑地看着老头。

“你往前面直走，路口右转就是。校门口车太多，三轮车没地儿停。”

我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递给他。他把钱抻开，用指腹碾了碾纸币上人像的领口，确认是真钱之后，把钱放到肚子前面的腰包里，掉头骑走了。

我在街上慢慢地走着，终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加快了脚步，跑了起来。在火车上的那种淡定不复存在，我离陆冬扬越近，就越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牵引，我必须不顾一切的朝他奔去，才是我最应该做的事情。那些愤怒、质问在我心里盘桓了一千遍，可站在校门口的时候，这些自动变成了无处诉说的渴望和思念。

还有一个小时，应该就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