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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乐意倾听。

离开旅馆的最后一晚，我通宵写信，先是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表示我的歉意、以及在佛罗里达隐居一段时间的意愿。然后给乔舒亚写了一封十二页的长信，然后重写了一页，简单地告诉他那篇报道里说的都不是真的，以及我对自己的失望，我不认为我适合继续参与他的生活。我意识到那是一封分手信，也许只比电话分手好上一点。没准更糟糕。

我又去了一趟迈阿密，寄了信，买了许多书和我写一本小说所需的物资。开始了我九个月的隐居生活。如果我父亲稍微花点心思，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但他没有。起初我认为是愤怒所致的冷淡，而后我渐渐明白，那是一种威尔森家男性所特有的冰冷而柔软的高傲，而我们是仅有的两个，这最终引向一种不可思议的理解，发生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之间。

原本计划中我应该用一年时间来写这本书，但我写了八个月就写尽的全部故事，在一个三十二开的笔记本上写了故事的雏形并且抄写剪贴了素材，在感恩节后的一次旧货甩卖中，我买到了一台打字机，性能良好，我用它写完了这个故事，最后一个月里我借了一台电脑一边修改一边把它输入成电子版。我感到是在无事可做，就打印了几份寄给出版社，佛罗里达难以使我感到留恋，我又回到了纽约城。

这本书我给它起名叫阿波罗之夏，写的正是这个夏天的故事。虽然我从不认为我是那群示威者中的一员，但这整个事件我对我的人生有着难以言喻的重要推动，我感到我有一种责任去写下这个故事。就像冯内古特说那些反战者，我们还不如互相往脸上扔奶油蛋糕，但我尝到了蛋糕的甜味，我几乎自负地认为，我是唯一一个尝到了它同时没有味觉失灵的人。我并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始末，对于我来说，它起于里普科之夜，结束于温特伯恩议员之死。于是这个故事终究失去了我想要的新闻小说风格，沦为一个庸俗的爱情故事。

而人物并没有原型，我坐在打字机前，准备写出正式开头时，想起了之前我曾借住的两个地方，发生过谋杀案的大酒店和家庭经营的小旅馆，还想到了我每天早上到街头面包店里买的卡布奇诺和可颂面包，写下了一个几乎滑稽的开头：我到美国最早的一年里，只点卡布奇诺，因为这是我唯一说得好的词，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店主的儿子告诉我这儿死过个名人，不是洛林旅馆*也不是大使馆酒店*，他说。

当我去纽约州北买下那座闹鬼的农场之后，真正地成为一名隐者之后，我才发觉我将这段假期当做隐居有多荒谬。我不想写了就去酒吧里和别人喝酒聊天，他们还教我玩飞镖和纸牌。有时也和他们出海钓鱼，甚至在远海域放下笼子、深夜去收起来捕捉龙虾。我对物质没有太多追求，但在那儿都可以得到满足，我买了吸尘器使公寓保持干净，从不节制饮食，甚至会抽走私来的古巴雪茄。

在棕榈大街那儿有家加勒比海风味餐馆，店主是个波多黎各人，我经常四点左右去，总是最早的客人。他给我做烤三文鱼，配上加勒比海特色的混合酱汁，有时我们一起吃饭，聊天。他给我讲过些波多黎各人的传说。天神发觉他的儿子雅耶尔想杀了他，于是他将雅耶尔流放了四个月然后杀死、把骨头装在一个悬于天花板上的葫芦里，后来他和妻子发觉骨头都变成了鱼。你看，我们在吃雅耶尔的骨头。

他像是那种真的活过很久的人，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有次我问他关于死在迈阿密的小阿尔伯特莱特，他反问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说我没能在网上找到太多资料。这当时是桩很有名的悬案，你说你在网上什么都没找到，看来我是跟不上时代了。那会儿我还在迈阿密打工，别的也不太清楚，我听说莱特把什么资料卖给了苏联人，他本来要被送去秘密审判，可是逮捕前，他就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