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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有邻居报警，社会福利署上门，工作人员揭开他的旧衣裳，目睹血肉模糊伤口，有年长女性忍不住掩面哭泣。

于是他被送进福利院，一年后经过法院批准又被杨惠心接回来，但这一回陆乔鑫显得更加苍老，一眼看过去，是随时都要咽气的状态。

杨惠心依然每天打三份工，天未亮就起床，深夜才回家。

陆慎得到一只新书包，杨惠心替他整理制服时像往常一样叮嘱，“你乖乖的，不要和爸爸起冲突。”

“我尽量。”他瘦得很，在教室坐第一排，又受一帮“古惑仔”排挤，学生生活也很不如意，但他大部分时间投入学习，至少有几位老师给他肯定。

杨惠心摸摸他的脑袋，挎上一只洗得发白的碎花布小包，匆匆出门。

陆慎就此与陆乔鑫之间相安无事，直到他十二岁那一年冬天，十二是一道坎，他的生日更是不祥。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当年的最后一天，杨惠心在茶餐厅洗完三百只碗之后下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只能弓着背在繁华热闹的街道蹒跚而行，身边人有的约会，有的买花，有的要去维多利亚广场看新年烟花，而她要去等晚班车，着急回去陪儿子过生日。

好不容易到地点下车，仍有一段荒无人烟的路程等在前方。

那一夜灯光温暖，似上帝的柔情，照亮旅人回家的路。

道路右侧有楼宇再做外墙返修，今天施工工人全体休假，个个去迎接新一年。

四周围空旷无人，就在某一个无法预料的时刻，一块水泥板越过简易木架砸在杨惠心头上，她倒地时手里还提着预备带给陆慎的小蛋糕——五块五，最低价，只有巴掌大。

如今也碎了，碎在水泥板下沿，似豆腐脑也似杨惠心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