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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很高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他问我这是长期还是暂时的，需要离开多久，我说我还不知道，那是真的，我当时确实不知道。他回答，去吧，水手，我会在这里等着的。我记得我的出发日期，1957年1月23日，坐的不是飞机，而是渡轮，伦敦到加莱，从那里转乘慢悠悠的火车，中途停下来通过检查站，又换一班车，这才辗转到波恩。我在欧洲大陆没有固定住所，被主编的电报牵着鼻子四处跑，亚历克斯的信只能寄到报社的波恩分部，积压在那里。”

普鲁登斯抽出一个用打字机打好地址的信封，是寄给“H·普鲁登斯先生”的，每个字母都是大写，也许是寄信人懒得转换，信本身是手写的，用的是深蓝色墨水。

“哈利，

这是你被欧洲吞噬的第五个月，也许你在单枪匹马地阻止核战争，这才能解释你为什么没有回信。我很好，谢谢，虽然你没有问。

在《视点》上看到了你6月20日发表的社论，关于北约对华约政策的那一篇，如此严肃而强硬，既像你，又不像你。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其他人看到的普鲁登斯先生，不同于我的哈利。很遗憾你和《外交家》期刊苛刻的莱文先生陷入纸上骂战，莱文先生是个真正的战争贩子，你们彬彬有礼的交锋在过去一个月里为我提供了可观的娱乐。

至于我，我尽量在十一点前起床，吃足够维持生命的东西，远离酒精，尽管不一定成功。坐到写字台前，对付我脑中喧闹不堪的对话和未经整理的段落。家里太安静了，因此最近几天我作出了一些改变，到“海雀与三叉戟”去工作，非常有效，小酒馆的吵闹平衡了我脑海里数十个角色的声音，他们从来不肯闭嘴。酒保同意把靠近窗户的桌子留给我，当然，条件是必须至少付两杯黑啤酒的价钱。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吗？进门靠右，楼梯下面，我能听见其他人的谈话声，但他们除非仔细观察，否则很难看见我，巴掌大的小窗户能看到荒芜的花园。哈利，又一批年轻学生聚集在这里，像可爱的麻雀，酒馆二楼的鬼故事又把他们吓住了，没有人敢靠近楼梯。

昨晚梦见墨丘利，旷野里不知道为什么有卡尔法克斯的钟声，我们往海边走去，但直到醒来都没有走到。

还有什么值得告诉你的呢，当然，《埃格尼斯的风筝》近日再版，增加了插图，出自一位才华横溢的D·西蒙斯小姐之手，她完全理解这个故事阴暗的一面，对此我非常感激。另外，我

哈利，

原谅这封信缺乏条理，写到一半的时候被打断了。我今天有别的安排，恐怕不是好消息。乔治的“状态不太稳定”，父亲在电话里这么模棱两可地告诉我，从目前有限的消息看来，出于未明的理由，乔治昨晚在伦敦寓所中开枪，幸而没有击中任何人，或任何物体，但他的妻子和邻居都吓坏了，邻居报了警。父亲还在康沃尔，莱拉在布莱顿，能马上去看他的只有我了。就到这里。

你的，

A.

6.20.1957”

记者折起信纸，小心地放回信封里，接过普鲁登斯递过来的下一封信，日期是四天之后，1957年6月24日，从伦敦寄出，盖着加急印戳。

“亲爱的哈利，

本来想发电报的，但是我不愿意发到报社去，不想引起注意。看在上帝份上，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呢？

见了乔治，比平常还要令人难以忍受，顽固，高傲，动不动就发脾气。他坚持那天晚上看见了窃贼，但警察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痕迹，门锁完好，窗是关着的，窗台上也没有攀爬的痕迹。他不准任何人拿走他的佩枪，我只好偷偷把弹夹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