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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当然也没指望我回答。我其实没有心情继续这个话题，我满脑子都是亚历克斯。我说了几句安抚的话，尽早离开了大宅，那里现在是个坟场。”

“没有人知道亚历克斯的去向，我问了我能想起来的所有人，他们都惊讶于我居然不知道。我重访了我们以前一起去过的所有地方，餐厅，书店，理发店，四十分钟车程外的俱乐部，还有一家卖手工木雕玩具的店，然后回杜松街等了一天，甚至突发奇想打电话给圣马洛的小旅馆，不，卢瓦索先生不在那里。”

“亚历克斯没有带走他的打字机和稿子，我待在家里，一张接一张地读他的故事，所有故事都是破碎的，充满了没有头尾的对话和缺乏上下文的情景，一个小男孩沿着河岸奔跑，踩到埋在淤泥里的一个生锈鱼钩，下一页是一艘荷兰炮舰向英国殖民者控制的深水港开火，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穿过烈焰熊熊的街道，寻找一枚丢失的鱼钩。我在所有这些一闪而过的片段里看见了他的父母，乔治，玛莎，失踪已久的莱尔，还有我。就像对待他自己一样，他也把我们打碎了，重新塑造成形，以便从这些没有规律的混乱生命里创造规律。这是亚历克斯理解世界的方式。”

“写字台上摆着一本再版的《埃格尼斯的风筝》，牛皮纸拆了一半，我拆掉剩下的，把书拿出来。西蒙斯小姐的插图里有沉默地聚集在边角的乌鸦和瘦长的、看起来很忧伤的骷髅，我大概能明白亚历克斯为什么喜欢她的解读。邮包下面还有另一份手稿，不厚，十来页，装订整齐，页边有亚历克斯的笔迹，这一定是他目前最看重的故事，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把稿子安排得这么有条理。是的，里弗斯先生，你猜到了，那就是《永恒夏天》的草稿，只是那时候它还不叫这个名字，题目就是简单的《夏天》。我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开头第一句就是‘哈利·普鲁登斯的生命开始于一条仿佛没有尽头碎石路’。我的手开始发抖，不得不坐下来，才能读完这尚未完工的十几页。之后我把稿子放回原处，到浴室去洗了洗脸。”

普鲁登斯叹了口气。

“我不能无限期地留在牛津，主编很有耐心，但这个耐心是有限度的。我不能再推迟了，必须返回波恩。抱着渺茫的希望，我最后去了‘海雀和三叉戟’，酒保说亚历克斯差不多有两个月没来过了。我问他是否可以在亚历克斯常去的桌子边坐一下，他说随便。我点了一杯黑啤酒，绕过楼梯，在对着小花园的窗户边坐下来。那是上午十一点多，学生们还没来，酒馆静悄悄的，不能相信我第一次来这里是五年前，感觉更像是昨天。”

“我把一个信封交给酒保，还给了他五英镑，请他要是看见亚历克斯，就把信交给他，里面是我在波恩、巴黎和日内瓦常住的酒店地址，还有主编的私人电话号码，亚历克斯可以通过他找到我，这是最快的方法了。保险起见，我在杜松街55号留了一封一模一样的信，也在俱乐部前台放了一封，玛莎也抄了一份地址，无论亚历克斯在哪里出现，都能拿到联系方式。”

“但他始终没有找我。彻底的静默。”

“我回到了波恩，我在那里的住处是一个光秃秃的小房间，十九平方米，只有一张床，一套桌椅和一个洗手台。不过我很少待在这个房间里，只要有可能，都留在报社里，那里总是有人和灯光，打字机和电话铃声让我感觉好受一些。”

“我决定留着杜松街的公寓，房东告诉我男爵已经不再支付房租账单了，于是我自己寄出了支票，那是1957年，里弗斯先生，一个记者的薪金并不丰厚。那一年圣诞节我又回到伦敦，发现亚历克斯已经把衣服、打字机和稿子取走了，我的东西也都打包好，存放在门房那里。门房看见我很高兴，把行李和好几个月的房租支票还给我，说卢瓦索先生十月份搬走了，通知房东不要兑现我的支票。我拖着箱子出去，站在路边发了一会呆，不知道该到哪里去。那天晚上我住在旅馆里，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去伦敦，把行李寄存在我久未见面的父亲家里，买了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渡轮票，又回到了波恩。有一段时间我也报复一般感到愤怒，仿佛亚历克斯欠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但最后这种愤懑也慢慢消散了，剩下一个弹坑一样的空洞。”

普鲁登斯和记者都看着炉火，沉默了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