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老胡,少年时另位让我景仰的家伙就是齐天大圣。凡我生活学习的地方,总是贴着这位盖世英雄的招贴画。在我看来,齐天大圣是跟老胡样的英雄豪杰,我行我素无法无天,实在是最值得经历的美妙人生。跟我志同道合者也有不少。为了表达仰慕之情,我们时常在校园后的小树林里自拍自演《西游记》片段。毋庸置疑,老胡永远是齐天大圣的不二人选,曾经有人想竞争这个角色,但被老胡顿暴打后只好去演了齐天大圣的把兄弟牛魔王。除过男号,剩下的角色开放给大家,猪八戒和沙僧的竞争很激烈,妖精自然是大家都不愿干的,但最被唾弃的角色则是唐僧。这个角色总是不幸地降临在我的头上,让我倒霉的原因不过是学习最好,人也长得白净。演出中我受尽凌辱,大家以为像唐僧这样的东西活该如此,就连“妖精们”也对我不屑顾。那是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我童年的噩梦。最严重的时候,听见别人说起唐僧就以为是骂我,恨不得头撞死。为了改变悲惨命运我机关算尽,包括偷来我爸的香烟向老胡行贿,但效果很差,因为老胡抽了我爸的烟照样让我演唐僧。
时间过得很快,与齐天大圣有关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变得模糊不清。《西游记》成了我小侄女的玩物,唯不同的是有了各种花花绿绿的版本。大圣的造型也跟我童年时大相径庭,看上去很像当年上海滩的日本浪人。对于老胡的景仰,似乎也了无痕迹。跟所有口口声声故土难离的朋友样,我也幸灾乐祸地离开了家乡,在西安继而北京谋生活。多年后,我曾经回去过次,也见过老胡面。我心目中的盖世英雄已经老了,因为把个肉贩子当年我们的学兄打成植物人,他直在家劳改农场里搬运石头。我不是鲁迅先生,老胡也不是闰土,所以也没有什么“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感慨。对他的际遇自然也不甚了了,只是寒暄了几句,留下几包烟,走了之。有时我会对自己的冷漠表示吃惊,但很多事确实已经变了,比如额头的皱纹,我们的心。自然,在参加老乡会时,为了不至于被视为数典忘祖的异类,也经常装出游子的悲伤和对故土的无限眷恋。那些靠怀念家乡混饭吃的所谓作家,其心里大概也跟我个德行吧,唯的优点是把酸不溜秋的谎言讲得连自己也信了。
再次想起与老胡齐天大圣有关的事是2004年的秋天,当时有位同学,曾经在《西游记》中扮演牛魔王的家伙来信,说他在陕北富县个偏僻的山村里教书,日子很寂寞,希望我寄些自己的文章给他解闷。我翻阅了所有的文稿,除给领导写的报告就是商业计划书。我想牛魔王可能对全球化或企业兼并重组没多少兴趣,只好答应另外写些有趣的东西给他。而在我们心中,最致的记忆大致就是《西游记》,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走过的日子。于是我抱着玩笑的态度断断续续写了本书的36封信。也就是说,我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开玩笑,希望给我童年的好友牛魔王,个山村小教师寂寞的生活增添些乐趣。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牛魔王在来信中说,我所讲的故事固然很可笑,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而是感到更多的不安和压抑。他的话也让我不安,这实在不是我的本意。为此我向他做了深刻的检讨,建议换个题目,比如说《金瓶梅》什么的,也许读西门庆先生和潘金莲女士共同演绎的风流故事,除了下边紧张点,至少让大家感到轻松愉快些。
我必须检讨为何用尽浑身解数,却把个原本单纯搞笑的故事写得让牛魔王感到不安和压抑。方面大致是自己才疏学浅,缺乏搞笑的天分;或者我自己的感觉出了问题,要么不幸如鲁迅先生,皮袍中总是藏着些经常被忽略的“小”,不时会跳出来干扰我。
我想了很久,这切大致与我当时住在东厂胡同有关吧。东厂胡同在东皇城根边上,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依然是破旧的四合院,胡同里镶嵌着几家小饭馆和为数不少的洗发屋,屋里有三三两两露着肥硕大腿的小姐,只需10块钱就可以把脑袋让她们揉上半小时。尽管我把脑袋送上去让她们揉过几回,但这不至于让我给牛魔王的信写得那么糟糕。唯比较靠谱的理由是,与这条胡同相关的故事总触动我的神经,让我感到莫名的悲凉与不安。
2004年是甲申360周年,360年前陕北人李自成攻进了北京,崇祯皇帝跟太监王承恩起在煤山吊死。曾威伏四海的大明朝事实上寿终正寝,所谓南明只是场水准很低的闹剧而已。我曾在扬州梅花岭凭吊过史可法先生,坟前有清代诗人张尔荩“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的句子。其实国已经亡了,何必为南明的几个混混拼上故臣的老命。据说李自成是党项皇族的后裔,说不定跟我800年前是家,但我并没有与有荣焉的感觉,倒是对吊死的崇祯皇帝有着无限同情。60年前,郭沫若先生写过篇所谓的遵命文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检讨,尽管这篇文章曾轰动时,但我基本上同意陈寅恪先生的意见,不敢恭维。
360年后,为了表达对这位不幸帝王的同情,我准备写篇类似的文章。为此我把明代的历史又读了遍,读后无限感慨。大致是因为我边读明史边写这36封信,这些感慨就不自然地流窜到我的笔下了。据说张学良先生被把兄弟蒋介石办了后,在生命的凄风苦雨中曾精心地研读明史。这位有点粗糙的东北帅哥大致想从中寻找些答案,至于他到底是否找到了他期待的答案我不得而知,但个年轻时吸毒胃部分切除的人能够活到100多岁,大致是把很多事情看通透了,也放下了。相信他对人生有很多他人所不能及的感悟,可惜他没有写成文字流传下来。
从我东厂胡同住所的阳台上,可以远远望见紫禁城后的景山,那是崇祯自尽的地方。那段时间,夜深时我总想起这个家伙光着只脚乱发覆面挂在树上的样子,这种低质量的死法让人不胜欷虚欠。至于城破前父子间悲情的离别,更让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城破前,崇祯把三个不懂事的儿子叫来,让他们脱掉身上的绫罗绸缎,换上粗布衣裳,对他们叮嘱:今天是太子,城破后你们就是小民个,各自去逃命吧,不要留恋爸爸,爸爸要为社稷殉葬的。往后定要小心,碰到做官的人,年龄大的要叫老爷,年轻的要称相公;遇到平民,年长的叫老爹,年轻的称老兄或长兄;见着文人要称先生,见着军人要称长官!离别时,崇祯哭喊:你们何其不幸,生在这帝王之家!
此时此刻,崇祯不过是个慈爱的父亲而已,贵为帝王,竟不能让自己的骨肉苟全性命于乱世!更为悲凉的是,他至死都不明白,自己非亡国之君,却成了亡国之人。即便是用尽吃奶的劲也守不住祖宗留下的家业。其实他大可不必悲愤,只要看看那些口口声声“以天下为己任”天天准备“死社稷”的文武大臣们像牲口般被李自成点来数去,就知道这场闹剧早该结束了。能苟延残喘到甲申年,他已经无愧于列祖列宗了。
那段时候我总是想,是谁杀死了这位优秀的君王?是李自成?是皇太极?也许都不是,真正杀死他的是他深处其中的制度与文化,其核心就是政治黑洞效应。尽管这种制度与文化曾经创造过辉煌,但在政治黑洞效应的作用下,任何个王朝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即便他的祖宗朱元璋,虽然采取了激烈的手段,似乎也拿政治黑洞效应没办法。何况朱家的子孙不可能都如朱元璋般神武,遇到败家子就玩不下去了,比如说万历嘉靖等等。等到了崇祯手中,已是无可救药的残局而已。
政治黑洞效应造成了绝对的腐败,形成了所谓的“灰性社会”。在灰性社会里,伪善暴力和荒诞也就在所难免。因为只有伪善才能混下去,只有暴力才能洗牌进行调整,所有的故事总是表现得荒诞不经。也许东厂胡同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地方,它是明代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我住的那栋楼的地基就是东厂让人毛骨悚然的水牢,东厂首长魏忠贤大人也毗邻而居。魏忠贤是河间人,河间最有名的东西,除了驴肉火烧,就是魏忠贤这个活宝。尽管为正人君子们不齿,但魏公公绝非般角色,且不说魏公公是高大威猛的帅哥,就亲手干掉下边的壮举,也非平常人的手段比拟。至于如魏忠贤般的阉货何以玩弄天下于股掌之间,我的看法是“成也小鸡鸡,败也小鸡鸡”。
在帝国时代,皇帝是切权力的源点。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帝王们都患有严重的权力恐惧症。尽管表面上所谓“君臣心”,但帝王很少相信“爱卿”们。皇帝总会信任太监,因为他们有独特的优势,没有下边,以中国的礼教传统,没有下边的人自然不会有非分之想。从来都是权臣取帝王而代之,没有太监做过皇帝。按照托马斯·阿德勒《缺陷器官的研究》的结论,虚荣暴虐跟自卑相辅相成,没有下边的太监被天下人目为贱民,其自卑可想而知,旦掌握权力,自然会以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在魏忠贤飞扬跋扈的背后,藏着个何其悲凉的灵魂。因为没有下边,如魏公公般尽管法力无边,权倾天下,终免不了毁灭的命运。因为天下人怎么可能接受个没有下边的主子!崇祯上台三个月就诛灭魏公公势力,可不久又重新重用太监,引来正人君子的不满。其实在历史的荒诞后面总是隐藏着让人哭笑不得的真实逻辑,只是人们不明白或不想明白罢了。
干掉魏公公为崇祯皇帝赢得了满堂彩,但因为没有斩草除根,直到今天也为聪明人诟病。我想崇祯没有那么笨,他只是无可奈何罢了。真要斩草除根,怕是大明朝廷只剩下崇祯当光杆司令了。魏公公当权的时候,除过被干掉的几个,天下靠读“圣贤书”发达了的文武官员,没拍过魏公公马屁的,怕是找不出来几个。满世界的生祠,哪个不是圣人之徒的杰作?口口声声要拿文盲魏公公配祀圣人孔子,以《三朝要典》当《春秋》的恬不知耻的东西,哪个不自命道德模范圣子贤孙?孔夫子的教导跟项上的高帽子比,根本就不值提。洋人读不懂中国的历史房龙笔下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因为在政治黑洞效应的作用下,那些肩负天下兴亡的社会精英嘴上说的跟底下干的根本就是两回事,而这些人垄断了几千年的话语权。说他们思想僵化其实是抬举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思想,不过是拿仁义道德做政治斗争的工具罢了。即便那些货真价实的道德模范,除了犟得像我家乡的骡子,又有多少经国安邦的本事呢?最后自己抹了脖子在世人眼中疯疯癫癫的李卓吾先生在评价青天海瑞时说,这种“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能任栋梁”。其实做到海瑞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时常想起崇祯皇帝坐在朝堂上的悲凉与无奈。他是个明白人,但也没有办法,只好看着这帮家伙整天引经据典相互攻击。跟大多数王朝样,大明朝廷充满着极不和谐的气氛,为了各个官僚集团的利益,斗得你死我活。而面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实际问题,基本上束手无策。纵然有类似张居正这样的干才,往往也为正人君子们不齿。所谓东林党人复社名士除了以道德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鲜有经纶天下的良策。负天下之望的钱牧斋,虽然文章锦绣,但这跟治国安邦有什么干系,最终当了满清的奴才,其实道德水准也靠不住。袁崇焕作为深负皇恩的朝廷重臣,竟然为“聊慰上意”,信口雌黄五年可收复辽东,视国家安危如儿戏;诛杀毛文龙,让亲者痛仇者快,等于送给敌人皇太极重礼;八旗军直取北京,拥有重兵却不主动截击,像狗样尾随其后,以至战火燃烧到北京城下,举国震惊。广东骡子的眼光格局能力让人实在不敢恭维。可悲的是这种人却被天下人奉为楷模,崇祯却为此背上了黑锅,世道人心存于何地。为正人君子视为佞臣的杨嗣昌温体仁流人物,虽然才干卓著,但跟以道德模范标榜的官僚集团周旋已经够他们受的,哪有精力搞军事拼经济。领着群如此格局的部下,在政治黑洞效应的严重制约下,崇祯不玩死简直就没有天理。
跟袁崇焕样中了六盒彩的,还有闯王李自成。跟前辈黄巢后辈洪秀全对照,李自成的造反没有什么新鲜玩意。不过是混不下去了,利用社会危机,组织流民揭竿而起,攻击官府,并发动广大农民起造反。所谓农民起义其实也不过农民被他们利用走上不归路而已。后来加入了些不得志不甘心没机会在朝廷里作威作福搞政治斗争的小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策划与鼓动下,生意就越做越大了。这种人其实没有多少建设的意愿和能力,过不了几天自然就寿终正寝。郭先生在他的大作里除了惋惜外,也替他们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如骄傲自满等等,但理论水准始终很让人担心。其实李自成的造反根本就是个闹剧。要经营天下是需要大量能够管理朝政的干部,这显然不是造反者的强项;二是提不出任何具体治国安邦的策略,小知识分子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用;三是这种造反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根本就缺乏道德的合理性,所谓万民拥戴不过是个低级的谎言而已。尽管皇帝轮流做,但未必轮到他们的头上。
这种无谓的暴力活动除了生灵涂炭,让国家几百年累积的社会财富毁于旦,并没有产生任何建设性的后果,而是导致社会更加动荡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异族入侵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可我们为何要付出如此大的历史代价玩这种没有任何效益损人不利己的游戏呢?有人把晚明的造反活动跟现代的社会革命相类比,其实是很大的谬误。两者根本就不是回事,必须严格区别开来,否则中国的历史书永远是笔糊涂账。
在给我的童年好友牛魔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老胡齐天大圣李自成崇祯皇帝张居正袁崇焕魏忠贤唐僧等等这些人物经常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弄得我寝食难安,连夫妻生活的质量也急速下降,引起我老婆的极度不满,连三个月都给我吃方便面。但我到底理不出什么头绪,真真假假乱作团,就像我的这篇后记样胡拉乱扯。记得很多年前,闻多先生曾经说过句很有水平的话,他说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始终活跃着三个东西:儒家道家土匪。鲁迅先生也有中国的国魂里总有官魂匪魂这样的说法。
也许发生在我们历史与生命中的故事,真正的动因就是我们心灵中的这三个相互纠缠的东西,并成为我们顽固的心理习惯与生活方式。很多悲剧或闹剧都是它在作怪。如果真是这样,实在有反省与及时疗治的必要,免得又弄出什么乱子来。
我想所谓儒家道家土匪可能是“学而优则仕”“大智若愚”“造反有理”吧,相互交织深深融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换种说法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混不下去就造反。其实历史上所谓兼济天下有时只是个幌子,以治国平天下之名行祸国殃民之实;所谓独善其身不过是失宠了斗败了心里不爽就自欺欺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趴在深山里等着黄驴车;所谓造反有理就是实在玩不下去了,只能通过暴力重新进行洗牌。所以碰到所谓高人名士的时候,大家要留个心眼,免得被耍了。上世纪初,杜威的高徒胡适之先生把“实用主义”进口到中国,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其实胡先生没必要那么得意,因为中国也有自己最原生态的实用主义。洋人崇拜上帝,但我们不会把冷猪肉送给个非亲非故的家伙。中国人也敬神仙,可对象总是能带给自己实际利益的那些东西。把实用主义放大到政治与文化中去,所演绎的故事表面上荒诞不经,实际则功夫扎实得很。试想没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诱惑,怕是没多少人愿意养浩然之气,连读圣贤书这样的表面工作也免了。
既然话说到这种份上,不妨再请出几个明星给大家演示下。首先是以“难得糊涂”爆得大名的郑板桥。郑老师年轻时是个青蛙,“又好大言,自负太过”,发誓“不爱乌沙不爱钱”,俨然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高人,可旦发达了便来个180度,大叫“而今牵得青云步,遮却当年半羞”,总算是活回真实的自己了!据《新唐书·杜审言传》,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恃才放旷,自比屈原王羲之般的高人,可旦蒙召还是个篡位的娘们,就“蹈舞谢”,兴奋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李白大才子就更绝了,没发达的时候每每扬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可机会来了就马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什么气节情操,都他娘的裹脚布,扔边去了。那些发达不了的,只好找个凉快的地方,委屈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儒家道家土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玩不下就造反,乃至整个的历史文化,不从实用主义着手,永远也是弄不明白的。也许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我逐渐对那些高人和英雄豪杰失去了兴趣,并感到无奈与悲凉。不幸的是,这种无奈与悲凉偷偷地渗进了我讲的故事,给牛魔王带来了不必要的不安与压抑。
按照惯例,类似后记的主要作用是讲讲创作的前因后果,交代自己的心路历程,阐述作品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比如添补了某项空白或影响世道人心等等,而我却离题万里,不知所云。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写的东西有什么价值,也许根本就是个很不高明讲失败了的玩笑而已。宋代的大学问家欧阳修在《归思录》中说钱思公“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还补充说,有些东西必须要站着读的。至于我写的这个东西,实在没有坐读的必要,至于站着读那更是不配,在当下的中国文坛,真正配得上站着读的,我以为应该是那些品红楼品曹操品文化品孔修斯,或者苦旅出来的大作。也许在您失眠或蹲马桶的时候,不妨翻开这本书读读,聊为笑。如果因此可以起到催眠提高性生活质量润肠通便的效果,那实在是功德无量,给足鄙人面子了。如果不幸如我的好友牛魔王,感到不安和压抑,导致性冷淡或者便秘,我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也只好请各位多多海涵了。
1945年,中国现代漫画的老祖宗之漫画大师张光宇创作了《西游漫记》,随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即便在漫画滥觞的当下,那些冒牌的大师未必能跟他老人家相提并论。只可惜我们太健忘了,很少人再提及他的名字和作品。为了向这位已故的漫画大师致敬,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本书采用了《西游漫记》的部分漫画作为插图。至于张吴两位老先生是否就《西游记》在天堂里吵得面红耳赤,只好等有天我们也混到天堂里,再看个究竟吧。
在结束这啰啰唆唆的类似后记时,忽然想到已不时髦的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文中讲过几句很不时髦的话,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在的状况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鲁迅的中华民国已经作废,我讲的故事也属于更为遥远的年代,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只好如印度先贤泰戈尔所希望的——旧的夜过尽了吗?那就让它过尽了吧!
也希望我的好友牛魔王在偏僻的山村小学里,能够有平安祥和的人生。年龄不小了,是不是应该找个女人,准备着当孩子他爹。
辛可于北京东厂胡同
200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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