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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接过名片，大致浏览一下便放进了口袋。又要求他将组织同乡会的BBS名称和地址写下来。他犹豫一会儿，点了点头，转身进屋，大约五分钟后将一张便签交给佐佐木。

当被问到，他和死者生前的来往究竟到达了那种程度时，死者的同乡绷起了脸。大概觉得眼前这个警察的问话别有意味，怕是认为他同死者曾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说他们之间所谓的来往，不过是赶上节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而且是她主动打来的，当时在举办同乡会的料理店入口曾登记了手机号码，他猜她是后来通过登记簿得知的，估计给其他人也打了电话问候。除了有一次拜托她帮忙转寄点东西给老家，去过她工作的便利店之外，几乎没有见过面了。

为什么找到她，而不是同乡会上认识的其他人？面对这个问题，死者的同乡再次强调，他和那群人格格不入，其实也不大喜欢这类聚会，一年前之所以会参加是抱着点私人目的，想找个女朋友的，结果参加的女性一共才三个人，真是大失所望。他对当时在场的三名女性都没有特殊意思，但还是记下了她们的电话，要非得说原因……男人都不会排斥和异性来往吧，就算不是情人关系。又因他常光顾便利店，所以对死者工作的地方比较敏感，寄东西的时候第一时间便想到了她。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在大约半年前，还是偶然在银座中央大道碰上，于是便在那附近的咖啡厅坐了一会儿，聊了几句近况之类的客套话，见面时间肯定没超过半小时。

看来从这里已问不出更多的情况。佐佐木再次要求他告知另两名女性的手机号码，道谢之后便离开了他的住处。

这几天，佐佐木和专案小组的另一搭档一起寻访死者那些同乡。倒是在路程奔波上没少浪费时间，经过一年时间，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所有变更，查询起来颇为费时费力。好不容易找到本人，结果却又和预料的差不多，总得来说收获不大。佐佐木算是明白老同行骂总部的人都是猪的心情了。

回警局的路上，搭档抱怨着，这案子怕又要成悬案了，我们算是丢人丢大了，别看总部那些人一天到晚虎着脸，一副无可奉告的样子，实际上他们肯定也没查出什么！佐佐木没言声，表情呆板地望着车窗外。逐个找人问情况却是是件苦差事，但行动颇为自由，寻访结束之后，还能抽些时间办点别的事。今天又是如此，佐佐木教搭档先回警局，他晚点会回去写报告。

佐佐木还是惦记追查坂田银时。而且只能由他一个人来调查，对方不是嫌疑人，他的动作不能太大，也不能拜托其他同事，难度可想而知。

他总觉得如果能抓几个黑道头目，很多悬案说不定能一朝化解。现在的状况是，但凡涉及黑道的案子，警局都是以帮派斗殴、帮派纷争为由，草草总结，根本不做详细调查。佐佐木认为，许多案件的发生，表面上看来抓到凶手或案犯，就算是完结了，可是如果继续挖掘说不定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更深的罪恶，那些罪恶怕就是同黑道有关。可如此深入的调查，说难听点，受累不讨好，上司不但不批准还会阻止。至于原因，不言而喻，某些高层人士脱不了干系。这种时候，可以退缩吗？不，不能！

佐佐木也晓得，靠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铲除所有的黑道分子，但就做不到和其他人一样，什么都不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要尽自己的力量抓一个是一个，不然就搞得好像所有警察都惧怕黑恶势力一样。绝不能允许这种颠倒黑白的事，就算为此殉职也在所不惜。

佐佐木来到万事屋一楼的小酒馆向老板娘询问二楼住户的情况。老板娘的夫姓是寺田，但熟悉她的人都称呼她为登势，是个六十多岁的大婶，不晓得在歌舞伎町后半段街住了多久。

对于警察的到来，她并未显得惊讶或是畏惧，很坦然地回答了佐佐木提出的问题。

“二楼的？噢，他犯事了你们尽管去抓，我可不会包庇。不过抓他坐牢之前，要替我要回房租哦！欠房租，赊酒钱，经常和小混混打架，这些算不算你说的不良行为？不是不良行为，是古怪行为才对。你问他在这二楼住了多久？啊，人上了年纪记性就变差了，具体时间我是不记得，不过也有好几年了，反正不是近一两年的事。是他主动要求租房还是通过别人介绍找上我这里的？嗨，当时——都说了，太具体的情况我不记得，酒馆的二楼一直作为储藏室，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有房租收，我当然高兴，当时可是完全没想到那小子总是拖欠哪。有没有可疑的人上门？哎呦，警察先生，我这间酒馆也好，二楼的便利屋也罢，都是打开门做生意的地方，只有没有明显的危险举动，那么上门的都是客人，不好一一分辨哪个客人可疑哪个不可疑吧？再说，我也不会总是盯着上去二楼的都是些什么人。”

就这样，佐佐木的问题，全部被她游刃有余地挡了回来。这大婶不是简单人物，佐佐木暗忖，想必有什么背景，虽然从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但作为警察的直觉估计也不会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