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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航空母舰缓缓滑出基地港，驶向公海。棕色头发的少尉微微眯起眼睛，透过舷窗望着在十一月初仍然翠绿的瓦胡岛。天空还没有亮透，一层稀薄的灰白色雾气笼罩着那些亲密地挤在一起的战列舰和驱逐舰。最后一批热带兰花开得正盛，沿着海岸一圈模糊疏落的紫红。

这是戴恩·诺里斯最后一次看见如此美丽的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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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5日，日本特使来栖飞抵华盛顿，参加实际已经陷入僵局的日美谈判。双方都焦躁不安，来来回回地争论那些根本不可能妥协的条款。11月27日早上的会谈里，国务卿赫尔无数次逮到两个日本代表交头接耳嗤嗤傻笑，因而大为光火，报告总统说日本人“毫无谈判的诚意”。一份通告迅速发了下去，告知各个军事基地的高层们“谈判随时有破裂的可能”。两天之后，情报部门在监听日本大使馆的电话时截获了一段更加不祥的对话，第二份命令又马上出现在高级军官们的收件筐里：“预料有颠覆活动。”

夏威夷的肖特中将和金梅尔上将自然也得到类似的警告，他们认定，所谓的“颠覆活动”，应该是当地日本侨民的叛乱。12月6日，经过某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深思熟虑，这两位尊敬的军官决定把所有的歼击机和轰炸机从防空掩体里移出，一架一架地摆在机场中央，就像等待晾晒的蘑菇。此举增加了陆军航空队的工作量，作为对超时工作的奖励，弗朗西斯·康奈尔中士决定给自己买几杯调了青柠汁的伏特加。半夜里他因为口渴而醒来，赫然发现自己睡在后勤仓库里，被好几个降落伞包压在下面。虽然这位飞行员赌咒发誓说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但仍然被拎进麦格雷上校的办公室里，结结实实地挨了两个小时的训话。康奈尔中士忘记了绝大部分的对话，酒精和睡意把他的脑子搅拌成一团内容不明的混合物，他只记得自己在乱糟糟的单人床上醒来，感觉到整栋房子都在摇晃，好像一艘遇上暗流的平底船。

弗朗西斯·康奈尔中士的第一反应是，昨晚真不应该喝那么多的酒，以至于到现在还头晕耳鸣。但当他搔了搔头，睡意朦胧地望向窗外的时候，恰好看见仓房和船坞在在第一波轰炸里变成一团团巨大的火球。战列舰冒出浓烟，好像许多根残缺的、烧焦了的手指，颤抖着指向天空。零式歼击机机翼上的旭日徽记在夏威夷的太阳下不祥地闪着光。

弗兰克呆呆地张大了嘴，差点从床上滚下来。他抓起一件皱巴巴的衬衫披上，把熟睡的室友拖了起来，用力拍打着他的脸颊，“起来!你这狗娘养的!”

中士打开了门，一颗燃烧弹击穿了松木屋顶，落进走廊里，火焰疯狂地蔓延开来。他高声骂了一句，踹上门，抡起椅子砸碎了窗户，拉着还没来得及穿上衣的西班牙裔逃了出去。他们落在灌木丛里，差点被带刺的枝条戳瞎眼睛。机枪扫射下来，泥土飞溅，两个大兵狼狈地滚进架空的凉台下面躲避。木制营房几乎全部被大火吞没，燃烧的木块和热灰不时滚落，砸在他们的头和肩膀上。他们趴在潮湿的泥地上面面相觑，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弄懵了。

“防空掩体!”弗兰克贴在费尔南多耳边喊道，好盖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要是我们不跑过去就死定了!”一蓬热灰落到他头上，他像只大型犬一样甩了甩脑袋。

“要是我们现在跑出去也一样死定了!”费尔南多吼了回去，“我觉得----”

一枚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地面像疟疾发作一样抖起来，可怕的声浪淹没了一切。他们双手抱头趴伏着，等待着一阵震动过去。支撑凉台的木柱危险地呻吟了一声，缓缓向前倾倒。他们大叫了一声，在纷纷下落的着火的碎屑里逃了出去，往基地港的方向狂奔，祈祷能在日本人发现他们之前冲进掩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