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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某日大姨妈来电，说要带我去欧洲避难，我拿着话筒，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想都没想，哽咽着点头。

人生的头十八个年头，我一直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少爷，当人生的骤变袭来，我毫不犹豫地躲进在由金钱权势盖起来的楼房。

我带着无比羞愧的心情，飞至欧洲，方才明白，对滨野泽说的所谓的坚守，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

我在英国的小洋楼里定居下来，很舒适的豪华楼房，有着宽敞的花园和安静的环境。

我时常惬意得坐在飘散着花香的庭院里，品着下午茶翻阅小说。

中国的一切，在这个富足的国家里难以察觉到。

大姨妈也很满足，满足于我又变成那个乖巧任她安排的外甥。

可表面的安定很快被积蓄的愧疚和悲伤打破。

我尚且记得，那是1937年的七月中旬，我瞒着大姨妈翻阅有关中国的相关报道。

在一张报纸上赫然看见一句话“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说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过后，日本加紧侵华，不断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荼毒中华人民。

我反复看那篇报道，得知日本军队的猖獗和中国的危机，内心久存的沸腾感一遍遍涌来。不为什么虚伪的借口，只是纯粹的不甘心，不甘任人宰割，不甘，不甘……

我尚年轻，这或许是唯一的原因了。

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十三岁那年，走失在疯狂的人群中，无数愤怒的中国人摇着大海报，咆哮，谩骂，抗议，吐沫横飞。

长大后从历史课本上得知，那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

老先生的话至今难忘，说发起这场运动的是青年人，青年人年轻因而无畏，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义不容辞，他们是祖国最后的希望……

梦醒后我哭了。

我毅然跟大姨妈说，我要回中国！

回去。

临走时大姨妈给了我不少钱，但实际上，在满地战火的中国，早已失去钱生钱的办法，没过多少日子，这些钱也所剩无几。

但我没有抱怨。

我越发得感觉到，生为人民自身的命运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像出生在穷人家的孩子，便自小会学会坚韧与忍耐。

我吃过混泥巴水的窝窝头，睡过冰冷潮湿的隧道。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流浪不久，我加入了中国红十字协会，受协会照护，生活条件改善不少。

有一次，偶然路经北平，我请假，迅速穿过熟悉的街道与巷子，看见了埋葬了我无数希望的红木店子。

如今，它已经被改装成一间小茶馆，行行色色的人坐在里边，就像曾经我坐在其中，接待各种各样的病人。

我坐下，简单地吃了一点饭菜，正想离去，忽然望见正对面的楼房第二层的窗沿结着几张蜘蛛网。

我恍然大悟，听大姨妈说，她仅是帮我卖出了药铺子，而那小小的房间还是属于我的。

房子的钥匙我始终放在行李包的底层，没想到真有翻出来的一天。

进了房子，我打开所有窗户，当凉爽的风驱散了里面的热气，它忽然焕发了精神，有了鲜活的色泽。

曾经的两张铁床，曾经的两个灯泡，曾经的洗脸盆，曾经的橡木书桌……清晰得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轻轻抚摸它们，最后定在我的铁床上，坐下，一种莫大的寂寞感笼罩而来。

是寂寞。

我突然想起滨野泽。

想起我好久没有念过的日本姓名。

想起我们之间的诺言。

东北，花乡村，等你三年。

如今是我写下诺言的第二个年头，这两年，我未曾去过花乡村。

有无数个可能，我们没有再见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