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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汗津津地洗了澡，再次躺下，田小蕙才认真地说，“徐曼，我想了一个中午，脑袋快想破了，没想出个退敌良策。我可以打前锋，你总得坐镇指挥吧。你也想一想，弄个计策给我才行。”

“嗯。不过，小蕙，你肯定田小勇有那个意思？”徐曼问。

“肯定错不了。”田小蕙说。

“如果真是那样，截断巫山云雨，宜早不宜迟。”徐曼给出了原则性意见。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如何截断呀？”田小蕙问道。

“要是小勇再打电话邀请我们吃饭，你直接跟他说，举手之劳的事不足挂齿，没必要破费。要是有其他意思，也别遮遮掩掩，自家人可以明说。他要是直抒胸臆，你就跟他说，让他直接约我，我跟他摊牌。”徐曼说道。

“你这是让我踢皮球呗。问题是你怎么接波？到时候跟他怎样说？”田小蕙又问。

“这个，我还没想好。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徐曼答。

“不行，不行。徐曼，你没想好，我不能让你以身犯险。”田小蕙不同意。

“什么叫以身犯险？你担心什么呀！难道他还把我吃了？”

“那倒不至于，我也不是担心这个。我就觉得你也不太好跟他怎么说。以你的性格，你肯定不愿意敷衍他，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例如说什么暂时还没考虑结婚呀，要不就是跟他不太合适呀，要不就谎称自己已经有了对象呀，这些话我估计你都说不出来。你告诉我，那你还能咋跟他说？”

“小蕙，你真是了解我。虽然我没想好怎么跟他说，但的确不会敷衍了事。真正的困难在于，在我们不是非得向任何一个男人表露身份时，是否就不存在合适的方式，能够让他们放弃非分之想？哦，我纠正一下。说人家非分之想是不对的，爱一个人不是非分之想，甚至让人家知难而退都不合适。先不理啥说法了，我总觉得合适的方式一定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想到。而且，这个问题不单是面对哪个男人的问题，而是面对所有人的问题。小蕙，你想过没有？假如有一个拉拉爱上了你，而你爱的人是我，你该怎样对她说？因此，这不是身份问题，而是爱与不爱的问题。对一个向你示爱，可惜你并不爱他或她，那你要怎样拒绝？”

田小蕙一下子想到了吴晓兰，但没有说出这个经验。因为她知道，任何问题都是她和徐曼共同的问题。

作者有话要说：

【注1】引自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杨玲译本，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一版，391页。

第21章 对自己说不

萧楚男到来之前，徐曼去了一趟企业。这是一家大型民营设备工程制造公司，主要业务是为美国海运公司提供浮码头成套设备。徐曼了解到：两名男性员工驾驶一辆摩托车在交叉路口与转弯的货车相撞，交警部门鉴定货车司机承担主要责任，而伤者承担次要责任。伤者伤势严重，已鉴定为九级伤残。受伤员工跟企业签了临时工合同，但企业没有为他们购买社保。属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即劳动局，根据调查和口供笔录，确定此二人系上班途中遭遇交通意外，故认定为工伤。

徐曼向公司老板刘志豪提出：“工伤认定中指称的上班地点，是马鞍岛一家大型国有重工企业，而企业工商注册的经营场所，也就是此处吧？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个方向，我想知道，你们员工为何会去另一家企业上班？”

“情况是这样，马鞍岛那家国企有自建码头，因此我们与它项目合作，按合同标的支付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并免费使用厂房设备和码头，成套设备完工后，就可以直接发运给美国的客户。” 刘老板解释说。

“也就是说，员工去马鞍岛上班，确实是贵公司的安排？”徐曼问。

“可以这样说。但是第一，公司并没有直接与这家国企签订任何合同，双方的合作是由美国客户出面的，管理费也由客户支付。第二，那两个员工假如服从工作指令，就可以避免交通事故。因为车间主任前一天给他们的派工单是，先回公司到设备仓库领取焊枪，然后再去马鞍岛施工现场。”刘老板答道。

“刘老板，你确定两个员工上班前收到派工单了吗？贵司是否在劳动局调查取证时出示过这份证据？”徐曼又问。

刘老板说：“据说车间主任开出了派工单，拍照后发了微信，而且打电话确认过。不知道为什么？出事那天早晨，那两个工人竟然直接去了马鞍岛！”

“这不要紧，刘老板。”徐曼说，“只要贵公司能证明两个工人事前收到工作指令，就可以免责。”

“麻烦就出在这里。现在两个工人矢口否认收到过派工单，而车间主任因为跟公司一个副总闹矛盾，自行离职带走了派工单，也不知道他手机里是否还保存微信记录。”刘老板懊恼地说。

“这个车间主任现在人在哪里？”徐曼再问。

“徐主任，我要知道就好了！两个伤残员工已经提出了劳动仲裁，要求企业赔偿。我看了一下，好家伙，总金额超过一百万，我咨询过几个律师，都说我必输无疑。徐主任，你说这事咋办？”刘老板口气无奈地说道。

“目前处境的确被动。但刘老板，你要相信，法律归根到底要以事实为根据。假如你跟我说的情况属实，只要我们能找到车间主任，获取关键证据，打赢官司也不是毫无机会。”徐曼说。

“我跟你说，徐主任，新劳动法可把我们企业害苦了！我那些员工，工作上不见他们多么努力，可对工伤法呀劳动合同法呀，条条框框的比我还清楚，我看他们把心思都花在了怎么找企业笨上，想方设法获取各种补偿，动不动就申请劳动仲裁向企业索取赔偿。劳动部门跟过去也不一样，凡事不问青红皂白，好像企业自来三分错。哇，我看现在办企业真是越来越难了！”刘老板大倒苦水。

“刘老板，这样的抱怨我听了很多。然而法律就是法律，抱怨有什么用呀？作为企业来说，只能尽量做到规范。比如说，假如公司及时给工人买社保，特别是工伤保险，即使他们被认定为工伤，企业也不至于损失太多。”徐曼说道。

“哎，我也知道抱怨没用，说多了都是泪。你说吧，徐曼，这件事现在怎么办？”刘老板问道。

“我看这样，必须先把劳动仲裁中止了，就是延后开庭，好争取出时间。然后我们想办法找出关键证据。不过，从刘老板介绍的情况看，难度非常大。”徐曼发表了意见。

“徐主任，这件事我就是气不过。明明不是工伤，偏偏就弄成了工伤。损失些钱，我倒不在乎，但不能这么冤枉。要不这样，徐主任，我不找其他人了，我觉得你头脑清晰，知道关键点在什么地方。我就全权委托你，请你亲自挂帅处理这件事。费用方面，我也不想讨价还价耽搁时间，一口价，我给你一百二十万，包括支付给工人的赔偿金。但有个条件，就是官司打赢了，你才能收到这一百二十万。如果输了，我只能按行业规矩，按诉讼次数支付律师代理费。你考虑下，看这样行不行？”

徐曼想不到刘老板如此爽快和豪气，但她认为这个价格并不合理，于是回答道：“刘老板，无功不受禄，我不能收你这么多钱。”刘老板以为徐曼对胜诉没有把握，所以不敢接受挑战。见徐曼如此反应，神态上不免显出犹疑。徐曼接着解释说：“这个案子关键是取证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找到离职的车间主任，从他手上取得关键证据，即使提出行政诉讼，也不过是拖延些时间而已。刘老板，你提出的条件相当于一个对赌，我认为很公平。我不是不敢跟你赌，但我觉得企业的价码太大，我来还个价。不如这样，假如我们胜诉了，一百二十万扣除两个伤残员工的必要补偿之后，剩余部分律所只拿四成，余下的归企业。我们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只要报酬合理就可以了。如果通过这个案子，刘老板体会到法律服务的意义和价值，我更愿意跟贵公司签订常年法律服务合同，这样你们企业免得临时抱佛脚，化大钱打官司，对双方都有好处。”

刘老板没想到徐曼这样还价，当下表态说：“徐主任，你如此体谅我们企业，我非常感动。好吧，就照你说的办。我看不必等到案子结束，常年法律服务合同就跟案子委托一起签了吧。另外，别的企业我不敢说，我们有几家固定的供应商，我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也跟你们律所签订常年服务合同。”

徐曼听了大喜过望，马上说：“刘老板，那太好了。不过，你不必勉强供应商，帮我们律所推荐一下就行，签不签合同看他们自身需要吧。案子本身比较急，我要求贵司尽量协助我，先办两件事：一个是让人事部把车间主任所有个人材料复印给我，二是请指派一个行政人员接应我们律所，及时为我们提供资料。回头我让所里准备好委托书和服务合同，委托书就照刘老板的原则写。我要求贵司先付三成定金，其余等官司完结之后双方再结算。不知道刘老板是否同意？”

“没问题。你说的我都同意。徐主任，还请你把我这件案子急事急办。如果律所来得及准备，下午双方就把委托书和服务合同签了，我马上付款。”刘老板一锤定音。

签订委托书和收到定金的次日，衡量明正便作为企业代理人，向本地第一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将本市劳动局作为第一被告，要求撤销工伤决定。徐曼仅提供了一个逻辑上成立的理由：当事企业与事故工人声称的上班地点即那家国营企业，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当事企业不可能指派员工前往彼处上班。而提供的证据同样简单：当事企业注册地经营场所租约一份。徐曼心里清楚，此次行政诉讼必败无疑，她只求拿到法院受理书，然后以此为据向开发区劳动局申请中止即将开庭的劳动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