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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穿上衣服。”

“对不起。”他低声说，并且听从了大夫的话。接着，巴里大夫拧开了门锁，呼唤道：“波莉！威士忌！”诊治结束了。

巴里大夫给了自己所能给的最好的医嘱。他从未读过有关莫瑞斯这种症状的医学论文，当他在医院里实习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论文。后来所发表的有关论文又都是用德文写的，因此令人怀疑。他生性对此感到厌恶，因而高高兴兴地赞同社会所做出的裁决。也就是说，那是站在神学立场上的裁决。他相信，惟有最堕落的人才会瞥视所多玛。因此，当一个身世清白、身体健康的人向他坦白自己有这种倾向的时候，他自自然然地就回答说：“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他是十分真诚的。他坚信莫瑞斯是偶然风闻一些议论，从而酿成病态的思绪，而一个医师那充满轻蔑的沉默是能够立即消除这种疑虑的。

莫瑞斯也不是无动于衷地告辞而去的。在霍尔家，巴里大夫可谓大名鼎鼎，他两次使吉蒂起死回生。霍尔先生生最后那场病期间，始终是由他护理的。他非常正直，有独立见解，从来也没有言不由衷过。将近二十年来，他一直是他们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他们轻易不求助于他，然而全家人都知道他的存在，知道他是能够判断是非的。如今他虽然断定莫瑞斯是在“胡说八道”，但莫瑞斯的每个细胞都有所抵触，心里还是很怀疑：难道自己真是在胡说八道吗？他憎恨巴里大夫的处世哲学：容忍卖淫，简直是卑鄙。但是他依然尊重大夫的想法。他有意与命运再度争辩，离开了大夫家。

由于不便告诉大夫的一个原因，他加强了这个心意。克莱夫刚满二十四岁就对女人感兴趣了。到了八月，他就满二十四岁了。他或许也会转变吧……现在想想，不满二十四岁就结婚的男人寥寥无几。像大多数英国人那样，莫瑞斯意想不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他的烦恼教给他，世上还生活着其他人，却没告诉他，人们是形形色色的。他试图把克莱夫的发展过程看作自己的先驱。

倘若能够结婚，与社会和法律达成共识，该是何等愉快啊。后来巴里大夫又遇见了莫瑞斯，并且说：“莫瑞斯，你去找个合适姑娘——这样一来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他想起了格拉迪斯·奥尔科特。当然，如今他已不是那个生硬的大学生了。在那之后，他吃尽了苦头，做过自我剖析，知道自己不正常。然而，难道就没有希望吗？假使他遇见了一个女子，在其他方面对他表示同情呢？他希望有儿女。他是有生育能力的——巴里大夫这么说过。难道他终究不能结婚吗？由于艾达的缘故，这个话题在家里闹得沸沸扬扬。他母亲经常建议他为吉蒂找个什么人。吉蒂则为他找，她抱着一种令人吃惊的超然态度。对她来说，在守寡期间，“婚姻”、“爱”与“子女”这些词已丧失了全部意义。汤克斯小姐送给吉蒂一张音乐会的票，透露出种种可能性。吉蒂说自己不能去，挨个儿问围桌而坐的人要不要。莫瑞斯表示他愿意去。她提醒他道，那天晚上他还有俱乐部的活动呢。然而他说，他不参加了。他去了，碰巧是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那是克莱夫教会他喜欢上的。他欣赏那种刺耳、撕裂、抚慰——对他而言，该乐曲所意味的不超过这个——乐曲还诱使他对汤克斯小姐生出温情脉脉的感激。不幸的是，散场后他遇见了里斯利。

“《背德悲响曲》。”里斯利愉快地说。

“《悲怆交响曲》。”俗人纠正说。

“《乱伦与背德悲响曲》。”于是他告诉他的年轻朋友，柴可夫斯基爱上了自己的侄子，并把杰作献给了他。“我来瞧瞧伦敦的一切绅士淑女恭听这乐曲的场面。哎呀，至高无上！”

“你怎么知道这么古怪的事。”莫瑞斯一本正经地说。奇怪的是，当他找到一个知己的时候，他并不想吐露秘密。不过，他马上到图书馆，找来了一本柴可夫斯基的传记。对正常的读者而言，这位作曲家的婚姻没有多大意义，充其量能揣测他与妻子合不来。然而，莫瑞斯却感到一阵狂喜。他知道这种不幸意味着什么，以及巴里大夫怎样把他拖到悲惨结局的边缘。读着读着，他与“鲍勃”相识了。婚姻破裂后，柴可夫斯基被这位了不起的侄子所吸引，从而在精神上和音乐上获得新生。此书把积尘吹掉了，他对它心怀敬意。因为它是惟一帮助过他的文学作品。然而它仅仅是帮助他后退了而已。他还停留在火车中的那个场所，除了相信大夫们统统是傻瓜以外，一无所获。

现在，条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