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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渐渐暖和起来，并生出了莫名的满足与愉悦。很明显，其他士兵也是一样。

我的身边甚至响起了手风琴的声音。那些俄国人勾肩搭背地凑到一起，唱出我听不懂的歌谣，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那就是他们非常快乐。于是在他们唱完一曲以后，我们也不甘示弱地在口琴的伴奏下合唱起了《艾丽卡，我们爱你》（②）这首歌。在那样的氛围里，任何人都愿意把自己的肺唱成一副风箱。那天的歌声一直到今天还回荡在我的耳中：“艾丽卡，我们爱你，艾丽卡，我们爱你，这就是为何我们还要回来，这就是为何我们还要回来……”

我从没想过我能在惨无人道的战争里获得这样的快慰，此时此刻，我们似乎忘掉了东部前线正在进行着的惨烈的争夺战，忘掉了南边非洲军团在阿拉曼（③）遭遇的滑铁卢，忘掉了北方风平浪静的海面底下尔虞我诈的潜艇战，忘掉了西面殷切地盼望我们回家的亲朋好友，世界上的一切只剩下我们身处的这座无忧无虑的音乐碉堡。

这是我在今年度过的最快活的一天了。上一次我感到这样愉快还是在去年的圣诞节。想到这里，我的思绪又开始穿越时空，飘向远方了。

就在我们一次次来回穿梭在广袤原野上往前线运送物资储备的过程中，俄国的冬天悄然而至。在那之前，我从未想到过低温可以夺取一个人的性命。鹅毛般的大雪窸窸窣窣地从天上飘落下来，掉到地面上，给所有暴露在空气里的东西都盖上一层白色的毯子。原本，下雪是我在家时十分期待的事，每当冬天来临，我和赫尔穆特就能在院子里堆雪人、打雪仗；玩累的时候，我们就一头栽倒在软乎乎的雪地里，享受这张免费获得的地毯带来的舒适。

但一旦一样东西失去了本该有的平衡而无限制地发展时，一切就变得不那么妙了。这里的雪可以连续下一个星期，直到把一切都吞没在雪中为止。落雪常常积攒到我的军靴口那么高，让人寸步难行。最无法忍受的是当雨雪天气过去，太阳升起的时候，随着周围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气温陡然降到零下30度，没有人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在缺少保暖设备的情况下活上两天。许多人因此生了冻疮，还有些人因为冻伤无法行走，更有甚者，由于伤口冻裂患上破伤风而奄奄一息。在没有室内厕所的荒郊野岭，就连解手都要经受生死考验。

在这样的情况下，铲雪就成了所有士兵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每天一大早，我们吃完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堆积在营地门口的白雪，有时雪铲不够，我们就摘下钢盔，甚至拿上自己的不锈钢饭盒来盛雪。同时，受低温的影响，我们必须提前一小时发动引擎，并且用手.雷和十字镐才能让车轮滚动起来。在野外，车辆熄火简直是再寻常不过的意外，有时实在无法发动，就只有将其停在原地等待救援。

1942年12月，由于俄国冬天恶劣的道路状况，我们执行命令的速度变得异常缓慢，运输任务也变得格外艰难。

但是，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前方第六集团军（④）的勇士们还在斯大林格勒（⑤）艰苦奋斗，我们也不能就此放弃。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从哈尔科夫出发，源源不断地把战略物资送到北方的沃罗涅日和南方的罗斯托夫（⑥）。事实上，那里算不上真正的前线，把后勤补给送去斯大林格勒的光荣任务都交给了由久经沙场的老兵组成的第9师。

随着战事逐渐吃紧，我们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同时，在后方的游击队组织的破坏行为也越来越猖獗，几乎整个12月我都在哈尔科夫的德军司令部大楼外站岗，和我一起的还有几个同连队的战友，这让我没有工夫去想别的事，因为那段时间里我的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哪里打出一颗子弹来。

自从在基辅道别后，我再也没见到过那位英俊的冯·卡格内克上尉，尽管他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许，在战争结束以后，我会把他写进我的个人回忆录里，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一样。战争最残忍的一点就是，它能让你遇见原来你根本无法遇见的各种各样的人，但又能让你们毫无征兆地永别。从正式参战的那一天起，我们连已经有4个人牺牲了，我清楚地记得每一个人死前的情形，他们或死于酷寒引发的肺炎，或死于游击队来自暗处的偷袭，或死于盟军的轰炸机投下的炮弹……这些在我参战初期就过早死去的人，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但奇怪的是，对于之后在战壕里目睹的成千上万的死尸，我却一个也想不起来了。他们对我而言只是阻碍前进的障碍物。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这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