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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羽策慢慢放松了自己的身体，轻轻靠在椅背上，他甚至还轻轻笑了一下，“大陆那边，和这儿，不会那么快就通的上信的，特别是我们这样背景的人。”

“不都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吗。就让他当我无情无义——等我一辈子吧。”最后一句，他低下头用一种近乎低喃的声音说道。李迅甚至都没能听清他究竟说了什么，就看见他迅速的抬起头，仍旧用那种平静的表情看着他，仿佛刚才那一瞬间低头的模样只是一场错觉。

这是李迅最后一次见到吴羽策。

行刑的日子定在了五月。

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台北的春季其实是非常的温暖而潮湿。在这个春天的尾巴上，万物生发，一派郁郁之景。吴羽策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那吹过面颊的、仍旧带着咸涩的风都变得温暖而柔和，像是最深情的、来自情人的亲吻，充满了蓬勃的生机。

他还记得上一个春天，在战争结束的曙光终于得见的那个春天，他们曾经半是戏言半是憧憬的谈论过的战后的日子。如今战争结束了，过往的那些灰暗的、惨痛的日子都应该被掩埋在历史里，都应该被人们给遗忘，去迎接下一个更加美好的、充满希望的春天。只要能够做到这样，就算自己等不到下一个春天，那又如何呢？

他甚至可以想见此刻的李轩，住在他们曾经说过的那样的房子里读书写字，抽空去给他们都喜欢的那种花浇一点水，然后在如同今日这样的阳光和美的日子里，将它搬到院子里抑或是窗台上晒晒太阳。

这样就足够了。

吴羽策没有理会一旁行刑的人那种古怪的眼神，慢慢的，像是自娱自乐一样的唱起了那一段他曾经在西安大院里头，在永和楼里头唱了无数遍的戏，“……大王啊，此番出战，倘能闯出重围，请退往江东，再图复兴楚国，拯救黎民。妾妃若是同行，岂不牵累大王杀敌？也罢！愿以君王腰间宝剑，自刎于君前……”

枪声，响起——

第十四章 番外四 孤舟

孤舟——

《喻文州先生回忆录》·节选

我与李轩先生初次见面，应是在一九四二年。

那是在一个私人性质的酒会上，来宾大多是商界和政界的中流砥柱。当时蓝雨报社正在蒸蒸日上的时候，我作为主编也有幸得到邀请前去赴宴。李轩先生是当年商界的青年才俊，自然也在来宾之列，他听闻我是蓝雨的主编，似乎对报社颇有兴趣，前来找我攀谈，竟也十分谈得来。那个时候他才不过二十六岁，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又幽默风趣的年轻人。

也是自那日起，因着偶尔的工作需要以及相投的志趣，我和李轩先生也时常往来，慢慢的便也有些许交情。他出门常常穿西装，却并不喜欢一板一眼的穿齐全套，尤其是打领带，他笑这样是“老学究和老绅士的做派”，并且说“年轻人就要穿得活泼、利落一点”，因此他总是喜欢松开领子、披着呢大衣的穿法，冬天的时候为了保暖常围着格子图案的围巾，看上去风度翩翩又不显得古板。

李先生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新派的，因此与我颇有些共同话题。他热情的赞扬共产主义精神，并且憧憬着在中国也能有像苏联那样的大革命，希望能在中国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当年我还不知道李先生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但是因我自己也怀有同样的愿望，因此也很是愿意同李先生交谈，更何况李先生虽是个商人，学问却也很是高明。

之后有一次采访，因为前期准备不足而导致了各种原因，使得采访对象没能及时联系上，险些空了一期报纸，幸得李轩先生帮忙牵线联系上了我想要采访的楚云秀小姐，才勉强补救了过来。采访结束后，我同少天便打算邀请李轩先生来自己住的公寓里头吃顿便饭以示感谢，李先生欣然应允，只问能否再多带一位友人，我自然是毫不介意的。中国人吃饭，便是讲求热闹，而李轩先生的朋友，想来也应是能和我们合得来。

那天已过了霜降，入夜了以后颇有些冷。李先生一进门就直呼屋内暖和，我去给他开门，见他穿着毛衣外套，却单单露着脖子，便打趣他说这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什么都穿齐了就是忘了围巾，这不风一吹便冷进了肚肠么。

李先生却大呼冤枉，而这时跟在他身后的年轻人也换好了拖鞋走进屋来。

那便是我第一次见到吴羽策先生。

他穿一身青色长衫，乌色的眼睛沉沉的，看人时候仿佛能一眼看到心底里去，整个人如青竹一般磊落而凛然。乍一见面，我只觉这人极冷淡，怕是不好相处——但是后来我明白事实上并非如此。只当时甫一见面，并不相熟，而吴先生又是不善于也不喜欢和陌生人攀谈的人，才留下这么个印象。

李先生却没管我心里这么千转百回的想了许多，只笑着指着那条系在吴先生颈间的、与那身长衫极不相称的格子围巾说，“你看看这人，这么冷的天了，出门又总不记得多穿点。我只好牺牲下自己，把围巾借给他用了。”

我忍不住一笑，却见得吴先生横了李先生一眼，还没等我说什么，李先生就笑着走过去，帮着他把那捂得严严实实的围巾松了开来，顺手搭在门口的衣架子上，边说着，“嗳，我也不是怪你，只是你下次出门多少记得多穿些啊。”

李先生抿了抿唇，到底没多说什么，只低低的“恩”了一声，想是觉得我们仍是外人，不好在我们面前多说些什么罢。

没坐了一会儿少天就从厨房出来招呼我们坐下吃饭。

这其实是次挺愉快的会面。只是吴先生似乎不太习惯粤菜的菜式，但是他也并没有表达出什么不满，反而是李先生总是努力的劝他多吃些，在李先生眼中，似是吴先生一直都不太在乎照顾自己，但在我看来，其实不过是李先生关心太过。

席间我们也泛泛的谈了一些。我听他们谈话间说到吴先生是唱戏的，而且在上海的永和楼还是个挺有名的角儿。说来惭愧，我虽然平时总爱附庸风雅的听听戏，尤其推崇梅博士，也会哼几句经典的唱段，但正经去戏楼的次数却是屈指可数。除了几次应友人邀请以外，大多还是听的收音机。也因此对吴先生有了些既好奇又战战的心情来，一来想和他探讨下戏剧，因我身边之人多半都不太喜欢听戏；一来却又怕自己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不过一番交谈之后，却发现吴先生其实是个非常和善的人，全然不似他看起来那么冷淡而不近人情。他在提到戏的时候，虽则语气仍旧淡淡的，却不自觉的透出一股子自豪和欢喜的感觉来，连人也放松了不少。所以他虽然提及过自己年少时候学戏，总是如何的不甘愿，如何的想要躲得远远的，可我想时至今日，他对唱戏确是深深爱着的。

自那次小聚以后，我因为报社事务繁杂，很久都没再寻到机会同李先生相见。只是我毕竟是办报纸的，而李先生又是商界的青年才俊，是以偶尔也能从种种地方听闻关于李先生的零碎事情。也有过几次短暂的电话联系，但也总是先办完公事，再相互问好，聊聊近况，便草草的结束了谈话。

再一次相见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四四年的夏天了。

那时候少天仍旧留在滇西。前线虽然已经展开反攻，但是战局仍旧十分紧张。我当时虽然一如平常的上班与下班，心里却着实担心。一则心系我中华能否趁此时机一举获得胜利，打退日寇；一则担心身处前线的同事是否平安。毕竟前线离上海颇远，纵有书信往来，仍旧滞后了许多。那天我正赶着去邮局寄包裹和书信，虽然报社中有电报机，但是一则电报耗费较贵，二则不宜公器私用，因而写着私人事务的东西一律还是都寄了信。很凑巧地，就在邮局碰见了李轩先生。

两年的时间并没有让他改变太多，他看上去仍旧是个温文尔雅又不失活泼的年轻人。他似乎也在寄什么东西，我随意问了一句，他回答我说他刚从老家探亲回来不久，这次是给身在南京的吴先生寄一些家乡的土产。

于是我便知道了他们两人竟然是同乡，还打趣了句难怪你二人总是这样亲近。

李先生只是冲我笑了一下，没多说些什么。但那笑容却是极温柔，极快活的。我早年也是记者出生，认真修过摄影，也拍过许多的人像，但我仍旧觉得只那个笑容，是我见过的、也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笑容了。

那也是我在回大陆前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

抗战胜利后，我家中长辈因着生意上的种种原因打算举家迁到香港去。我虽然极力想要留在大陆——毕竟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正是我等青年一尽微薄之力之时，奈何情势逼人，由于各种原因——并非仅仅是家中的压力——我于一九四六年离开大陆定居香港，同时在香港创立了蓝雨报社。少天以及报社里昔日一些关系极好且本家原也在广州的同事在随后亦赴港与我共事，不可谓不是一大幸事。

在那之后，因为香港在当时仍算是英国的“租借地”，加之国内政局风波诡谲，与大陆的音信也就慢慢断了。待得风波初定，已过了二十余年，而此时我与少天都早已从报社退休，便思忖着回大陆一趟，去探访旧友。

只是或许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不论是对这个国家，还是对我个人。在我们筹备动身前夕，立春的那一天，有一个自称是李轩先生侄女的女孩儿寻上门来拜访我。我询问之下才知，她是当年李先生的族弟李迅先生的女儿。李迅先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因病过世，却留下遗愿要求子女尽一切力量完成，而她为了完成这个遗愿，几经周折才寻到我的处所，前来求我帮忙。

我与李迅先生并不相熟，只有过一次匆匆的照面。剩下的了解，则全都来自与李轩先生的几次谈话间偶然的提及。因而我实在是想不出究竟有什么事情，需要寻上我来帮忙，我于是邀请她进屋坐下慢慢谈，随后听到的故事，却堪比报纸上的传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