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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9日，苏军收复了季赫温。这不但是一系列反攻行动的信号，还意味着冰上运输线的路程可以被大大缩短。坚守列宁格勒，似乎又有了希望。

苏第54集团军一师围歼德某装甲团，部分歼敌，并缴获坦克等辎重。德军残部突围，向南退却。

战斗结束之后发生了一段不起眼的插曲。54集团军参谋kulik中校曾经试图私自留下一把德国□□，为此他还很不自然的向军法官套过近乎。“这个真的办不到，”军法官说，“不过说到留作纪念什么的，我可以帮您要个空的炮弹壳。”

“您当时看起来一定傻透了！”liza笑他。

“是啊，”他看着女儿温和的笑起来，“是挺傻的。”

作者有话要说：

☆、12月

1941年12月，苏军军情通报：

为保证冰上公路安全，拟增派5个歼击航空兵团担任道路的直接空中掩护，10个独立高炮营和机动防空分队担任地面航空……截止12月中旬，已在道路上共部署了218门高炮、59挺高射机枪；一个步兵团在道路南侧构筑阵地，组织地面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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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之后，tarasova对于Ilia kulik依然保持着清晰的、深刻的、充满成见而又充满情感的印象。

事实上，这种印象从几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甚至是见面之前就开始形成，而后迅速定型，历经世事更迭，就几乎再未改变。

她那时是从莫斯科的旧相识们那里听说的：katia又恋爱了，男方是个军官。

“他看上去冷冰冰的，我疑心他脾气很糟糕，”跳芭蕾舞的老姑娘往往会生一副高傲派头，带着尖刻的伶牙俐齿，“亲爱的，我看你还是去见见你的得意门生，劝她明智点。”但要不是下面的话，tarasova本来不准备参与这件事情，“他比katia小好几岁——而且他好像就喜欢比他大的女人，maria——你认识她的，那小伙子也曾经跟maria扯在一起……”

于是tarasova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要去莫斯科，等她急冲冲的跳下火车，迎面就看见katia和一个军官站在一起。

她被轻而易举的打败了，尽管苦口婆心，晓陈利害，但还是以失败告终——不如说，以她的放弃告终。

Tarasova会对别人解释说，这是由于katia的坚持；但她自己明白，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事件里那个男人，那个叫Ilia kulik的年轻男人。

一般说来，人们在第一次见到tarasova的时候会感到畏惧；她浓密的卷发，有威慑力的身材和涂得一丝不苟的颜色鲜艳的唇膏，从视觉上都散发着压倒性的震慑力，如果再加上她容易激动的性格和风格强硬的谈吐，人们大多怯阵三分；事实上，即使朝夕相处，也很少能减弱这种强势气场带来的压力，在tarasova手下训练过的芭蕾舞演员几乎都怕她那些大声的呼喝、诘问的语气，在于tarasova的争论中占据上风——无论是从道理上还是气势上，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但Kulik显然不怕她，尽管那一次他始终表情严肃，几乎没有说话，但tarasova看得出，他并不认为这位远道而来，气势汹汹的老太婆能改变什么；他的沉默不语似乎只是一种礼貌的姿态，而对视时淡然的眼光才是他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我这样决定了，谁也别想改变。”

“好吧，我跟这事没关系，”tarasova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自我安慰地想，“我来提了点建议，之后离开——我谁也没有妨碍。”

“我不会再管这件事了，”她对来打听八卦的老姑娘们说，“随他们去吧，这事跟我没关系。”

实际上，她几乎真的从此跟这事再无瓜葛，即使是在这里——列宁格勒再次遇到那个一脸矜持的军官，tarasova也不认为她会再次介入他或者他妻子的生活。

“集团军想在新年的时候搞个庆祝活动，他们邀请芭蕾舞团的去演演节目。你知道，那时候团里的台柱子早都撤走了，剩下的都是演B角或者跳群舞的姑娘。他们想商量看有什么合适的选段可以演，我是最老的老太婆，大概被认为他们是管事的人。”tarasova十几年后对liza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小姑娘刚去剪短了头发，瞪大着眼睛的样子活像小鹿，只是她下意识抿起嘴角的神态在一瞬间让tarasova想起了Ilia，“实在太巧了，开车来接我的就是你爸爸。”

“那天他气色很差，看上去没精打采的，”tarasova继续回忆道，“话也少得可怜。”

虽然之前集团军已经和剧团打了招呼，确实省下了许多解释的口舌，但kulik未免过于惜言如金。他除了拉开车后座的拉门时说了句“请上车”，几乎再没说话。笨重的吉普车在布满冰楞的路面上颠簸着，车里的气氛跟车外的温度一样冰冷。

Tarasova当时对这种缺乏礼貌的态度很有些不满。后来她才知道，那时候kulik刚从前线回来。

12月9日，苏军收复季赫温；冰上运输线的安全因此得到保障，苏军的防御线在列宁格勒被围半年之后第一次向外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很多人因此获得嘉奖。

“塔太说你不在此列？”liza问这话的时候似乎有点愤愤不平。

她那时头发已现花白的父亲淡淡的说：“这很正常，军队里不可能奖励那些擅下决定的行动。”

Kulik很难判断这是否代表着某种程度上的警告，抑或只是迫于无奈的避嫌；费久宁斯基在他回到司令部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反应，对于这个下属不按套路出牌的行为，他似乎丝毫不感惊讶，只是说了句“这几天你可以回去休假。”

多年以后，kulik回忆起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依然觉得没有哪一次的情境比1941年冬天里那次战斗更为惊险严峻；那并非因为对手的凶悍，而源自需要承担的责任。但尴尬也恰在于此，他精疲力竭的扛下这场独角戏，却没一声呼应喝彩，即便在某个时刻，他紧张得甚至觉得整个世界都压在背上。

当时，Tarasova显然是不能了解这些的。“我只是觉得有什么不对，他看起来和之前不一样。回去的时候还是他送我，可我当时真想说，求你们换个人，坐他的车我都快喘不上气了。”

“你一定不能想象当时的状况有多么窘迫，”她说，“我甚至开始怀疑他这么做是在针对我。他病恹恹的开着车，我忍不住盯着观后镜里他的眼睛，我想知道他有没有向前看路，会不会突然连人带车一起翻到路边。”

后来，tarasova发现自己不需要担心了，因为车子熄火了。

Kulik冷着脸一声不响的踩着离合和油门，车子发出突突的声音却纹丝不动。

“见鬼，”他突然抬手砸在方向盘上，喇叭发出一声急促尖锐的鸣叫，tarasova吓了一跳，kulik已经开门跳下车去。

“说老实话，我觉得这显得很鲁莽，甚至幼稚。”tarasova说，“我没想到看到了他的这一面。”

她在车里等了一会儿，也打开车门下了车。车子的前盖被掀开了，kulik手上还沾着机油。“不知道怎么弄的，也许是车子坏了，”他顿了一下承认道，“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