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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的汽笛声停下来的时候，从打开的车厢门里跳下一群群欢快的身影，他们是新来的希特勒青年师（①）士兵，全部出生于1926年，也就是说，比我还小一岁。他们看起来刚从训练营苛刻且冗长的军事练习里解放出来，所以一个个脸上都表现出对离开严厉的教官的庆幸，对来到从未涉足的新土地的好奇，以及对自己即将在这里建功立业的期待。由于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因此他们对一切都充满希望。这也是我乐于观察他们的表情的原因。

作为一个在战场上打拼了半年的“老兵”——我想，在他们面前我有资格这样称呼自己，虽然我只是一名运输兵，但我有着与其他拿起武器直接参与战斗的士兵一样痛苦的回忆，因而我的笑容也变得越来越少。现在我不愿去回想战前平静的生活，那些日子美好得仿佛不曾存在过似的。

当我们的军列由东边驶入车站时，整个站台都沸腾了起来，大家纷纷靠近列车，争先恐后地跳上车厢门的跳板。我几乎是被外力推入车厢里面的，身后的士兵们不愿再花上一分钟等下一班了。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在熙熙攘攘的车厢内抢到一个座位。也许这节车厢本来可以容纳50个人，但它现在显然吞下了至少三倍的数量。人群呼出的过多的二氧化碳让这个封闭房间里的气温急剧上升，甚至第一次让我在冬天的乌克兰摘下了保暖的围巾。我感到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放松和舒适，除去逼仄的空间和一些疏于清洁的士兵身上难以忍受的体味的话。

上帝作证，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整整两个晚上没有好好休息了。安逸下来的后果就是我的眼皮像灌了铅一样变得越来越沉，最后终于整个耷拉了下来，而我也在这场时隔许久的美梦中回到了17岁的夏天。

我出生在1925年6月30日，那是一个晴天，我的母亲在医院里产下了我和赫尔穆特。在那时，同时照顾两个同岁的男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父亲整天在那间从爷爷那儿继承下来的杂货铺里待着，用尽各种方法劝说客人买下东西，来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好在隔壁经营裁缝铺的斯特恩夫妇常常会帮上我们一把，比如在客人要求换纽扣的时候推荐他们来舒曼家的店里选购。

斯特恩夫妇是两个善良朴实的老人，他们和针线打了一辈子交道，做了成千上万件精美的衣服。但是从1941年秋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因为所有犹太人都要坐上前往东方的列车（②），就算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家也不例外。他们的裁缝铺由于无人经营被充公，过了不久被一对来自奥地利的年轻夫妇盘下，变成了一家面包店。

1942年8月，从实科中学（③）毕业以后，由于受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的征兵宣传画的影响，我和赫尔穆特决定应召入伍。略过那段不愉快的体检经历，在告别父母以后，我们分别前往两个不同的地点培训：他去往捷克的训练营，而我则来到了莱比锡（④）。时至今日，我依旧清清楚楚地记得报道那天的每一个情景。

“名字？”负责登记的军官头也不抬地问。

“舒曼，阿尔伯特。”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那时我脸上的笑容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灿烂。

“到那边去排队领军服。”

领物资的新兵们已经排成了一列长得吓人的队伍。我在队伍的末尾站定，思考着我能不能在日落之前拿到属于我的东西。很快，我的身后也缀上了长长的尾巴，我们像一条巨大的蛇，不断拉长自己的身体。